钢铁业现高端产能过剩 被指行政干预“旧病复发”

　就在钢铁业低端产能过剩被广为诟病之时，不少中高端产能也因供过于求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颅”。记者近日调查中发现，目前我国钢铁产能过剩的类型已经发生了新变化，由于过去低水平产品的重复建设延伸到高水平产品的重复建设。一些业内专家发出警示：应跳出单纯靠行政手段控制产能的惯性思维，防止新一轮的无序竞争。

　　高端产品低下“高贵头颅”

　　在近日召开的“2013年国产铁矿石产业链高峰论坛”上，中国冶金矿山企业协会秘书长刘效良指出，按照合理产能利用率80%计算，10大类钢材品种中，只有镀锌板、棒材和钢筋达到合理产能利用率，其他钢材产品产能处于过剩状态，尤其是型材、中厚板、热轧宽带钢等所谓高端产品产能利用率不足70%。

　　据介绍，2004年实施《钢铁产业发展政策》前，全国板卷轧机19套，2012年猛增到86套，产能利用率也由80%下降到59%，供需关系逆转。

　　分析认为，以钢材中的“贵族”—中厚板为例，近几年大型钢企大干快上了一大批产能，其专用性更强，导致严重过剩。而占整个钢材市场70%左右的建材产品，受国家房地产和基础建设等利好政策扶持或拉动，受益最大。

　　与此同时，曾经凭借高附加值、供不应求而风光无限的热轧板卷，如今随着供求关系的转变，也风光不再，市场需求很有限。

　　河北一家大型钢铁企业负责人说，前几年受转型升级大气候影响，有些钢厂只产高附加值的产品，不屑于普材，但是中高端产品需求有限，没法实现规模效益。在整体市场需求较弱的前景下，不得不和中小钢厂抢普材的饭碗，导致同质化竞争严重。下游用户正是看到了这一状况，用招标把价格一降再降。

　　高端重走低端老路

　　提起钢铁“高端产能过剩”，不得不先要说钢铁产能整体上是如何越调越高的。“最近几年中国加大了淘汰落后产能的力度，但新增产能的速度远远大过淘汰落后产能的速度，所以就带来了产能过剩的问题。”工信部部长苗圩称。

　　不少业内专家及企业负责人认为，从2000年以来，钢铁产能调控政策的主线一直是“控制总量”，在措施上以高炉、转炉容积大小制定淘汰产能的标准。这种行政管制手段一方面缺乏可操作性，比如设备、产能等指标难以核实;另一方面，企业为了跨过门槛得以生存，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纷纷“汰小上大”，钢铁产能不减反增。

　　一些专家说，过去是“汰小上大”，现在是“汰低端上高端”，如果国家不严格控制新产能的投资项目，下阶段我国的高端钢材市场或将重演无序竞争老路。

　　中国冶金矿山企业协会秘书长刘效良指出，钢铁产能过剩的特征是“结构性过剩”，钢铁行业长期以来实施的“核准制”政策，片面追求大型化，大高炉、大转炉、大板卷轧机超常发展。使大型国有钢铁企业90%新建产能“被板材化”。

　　厘清市场和政府角色定位

　　接受采访的一些钢铁企业负责人表示，近些年，政府部门在投资方向指引上，一直把装备大型化作为产业升级的重要标志。引导企业把高炉、转炉越建越大，同时盲目与发达国家比“板管比”。于是，大型企业争相上板材生产线而放弃长材生产线，造成板材产能过剩程度远远高于长材。

　　一个钢铁企业老板抱怨说，试想政府组织一帮专家、官员、行业协会人员等，千辛万苦拟定出哪些是要鼓励的品种，哪些是要限制的品种，且从政策的起草至最终定稿花很长时间，等到成文对外发布时外围的环境有可能发生很大变化，曾经鼓励的品种可能已经过剩，而限制的品种可能会成为鼓励的。

　　因政策鼓励钢铁企业发展高端钢材产品，因其技术含量高，有附加值。结果钢企纷纷瞄准高端产品，而经济下滑的现实又使得高端产品需求不旺，最终高端钢材只能卖个低端的价。

　　一些受访业内人士认为，厘清市场和政府在解决钢铁产能过剩中的角色定位至关重要。执法不严或选择性执法是目前淘汰落后产能的最大障碍。防止“高端产品过剩”，避免重蹈低端产能过剩的覆辙，政府之手也不是没有作为。如一部分的钢厂在投资新产能中，存在着不等审核通过，先斩后奏等乱象，国家如何有效规避这一系列有违统一规划布局的现象，对后期钢铁行业生存至关重要。

　　“要建立科学严格的市场准入门槛，设计有效的退出机制。”河北省政府研究室副主任薛志敏认为。

　　我国亟待建立适合大宗交易的第三方平台进行钢铁产权交易，方便钢铁资本退出钢铁行业。长期以来，我国钢铁行业的并购重组多是在行政主导下实现的，这种兼并重组绝大多数是增量重组，谋求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即使是重组过程中淘汰了部分落后产能也会被更多的新增产能所覆盖。国家应出台相关政策，鼓励钢铁企业进行市场化的减量重组，对钢铁企业在兼并重组过剩中削减淘汰的落后产能可按吨位给予企业一定的补贴或给予一定年限内的税收减免